前几天打开“汉考国际”官网，准备更新一下自己的简历，在填写“工作年限”一栏时，我习惯性地想选择“1-5年”。但转念一想，随着今年7月公派教师任期的结束，不知不觉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悄然进入到了第六个年头。

从硕士二年级开始，我先后来到了赤道上的印度尼西亚和位于南半球的南非，完成了两年汉语教师志愿者任期，随后申请志愿者转公派会见了地处北半球的美国。这五年来我感受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风格鲜明的爱与暖，收获了不同年纪、不同性格的学生与朋友。

同时，我还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持续更新了上百篇海外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文章，在鼓励和帮助同龄人和学弟学妹时自己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和救赎，看到自己在传播中文的同时逐渐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不禁感叹真真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2018-2020：Hello, 美利坚

在美国的那两年，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公认的让我成长异常迅速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学会了独立生活（以前当志愿者时就算派出时是一个人，但好歹住在一起，大家更容易彼此照应）、学会了和青春叛逆期的孩子打交道，经历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自己的祖国据理力争，见证了那些文化背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对中华文化的由衷赞叹。

2018年8月的倒数第二天，我怀着期待又紧张的心情来到了美国波特兰。学区一位老师把我接到安排好的住处后就离开了，我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和静得出奇的周遭环境，一时不知所措。好在随后有劳工节的三天小长假给我平缓一下心情，顺带倒倒时差。

但是该来的还是会来，劳工节假期结束后的那个周二，我和学区负责人来到了我的学校——ACCESS Academy。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负责人把我放到学校办公室就先走了，留下再一次不知所措的我。那时开学已经两个星期，但因为签证问题我才赴任，之前的课都由一位日裔老师带着。

多亏了这位善良的日裔老师，帮助我度过了赴任伊始那两周最艰难的时光，让我基本跟上了美国公立学校的教学步伐。我不喜欢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展示在人前，眼泪可以自己默默流，但大家看到的一定是昂首挺胸充满信心的我。

英语不够好？那就厚着脸皮跟学校同事多交流，争取他们对中文项目的支持。课堂上镇不住调皮的学生？那就申请去观摩其他老师的课堂，一字一句记下他们的课堂用语再背下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教学水平不够高？除了每周写教学总结，NCLC、ACTFL等各种专业会议上都会出现我求知的身影。不知道怎么和特殊教育学生打交道？那就多向学校的顾问学习，并在每个学期开始之前仔细研读这些学生的报告。

在美国独自生活是清苦的，我们一同派出的老师因为距离远，一两周才难得见一次面，我没有孩子，我把我的每一个学生都当成了我的孩子。在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写作和钢琴成了我最好的伴侣。

在大致掌握了课堂上的主动权之后，我开始不满足只做一个仅仅完成教学任务的老师。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通过我这个小小窗口对我的祖国有进一步真实的认识，哪怕印象只是稍稍改观。

于是，除了常规的传统文化项目，我开始思索如何把当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引进我的课堂。在学习自我介绍时，我会用我的名字做例子来解释“辈分”，介绍中国的姓名文化；在描述学校生活时，我会对比中美学校课程设置的异同，并让我的学生和中国同龄人写笔友信；为了让孩子们进一步感知端午节，我甚至还和学校的艺术老师计划，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舞龙活动并邀请孔院总部的艺术老师来我校进行表演（可惜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疫情而夭折）。

到了第二年，在课堂上的我已经游刃有余了，我的美国学生们依旧会对我撒娇，跟我讨价还价，但是也知道前提一定是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即使自己再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但在学校的家长会上我会向家长们介绍我的课程理念和教学大纲，也会认真倾听家长们的要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尽量满足。

在等待回国航班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我在南非教过的学生喜悦给我写的那封信，她和我的美国学生一样，支持我的理想，甚至为我下一个要去的国家出谋划策。我能理解每一位想让我留任的老师，我把这个邀请作为对我教学工作的一种肯定。

但照顾久了我的“孩子”，也要回到出发的地方看看我的父母。在经历了一次航班改签和14天的隔离后，我终于在今年8月8号回到了家乡。

2017：Sawubona, 南非

如果说在美国，能遇到那位日裔代课老师是极大的幸运，那在南非，有喜悦这位学生陪伴我，真的是我上辈子积累的福气了。

不同于其它孔院，我们在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开设的是中文兴趣课，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开设零基础班时全校师生蜂拥而至，基本能坚持到初级班，但再往上走之后学生流失就非常严重了，有时候中高级班的学生人数甚至连初级班的零头都不到。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喜悦却逆流而上，一年时间就从零基础一路升级打怪通过了HSK四级。在大家都有自己专业课任务的前提下，她早早就给自己定好了这个目标，每次上课她都会提前到，认真完成试题，有时甚至对自己严苛到记不住某个生词就会埋怨自己的地步。

等待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和她一样紧张，因为通过考试是必然的，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满意的分数。记得她来孔院办公室报喜的那天，我看到她脸上难得露出的笑容，为了激励她，我特意拿了本《HSK6标准教程》和她合影。

除了在本部开展教学，我们还积极扩展德班本地的中小学教学点。记得最远那个教学点会开过德班最漂亮的海岸线，来回一个多小时只为了不到30分钟的课。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学生的班级课，面对着一群思维跳跃的少年，结合一个班七次课的安排，我把语言学习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了一起。学习了水果可以玩“拍苍蝇”游戏，再导入到颜色这一部分；会说颜色后就安排京剧脸谱体验，课上大家拿着自己画的京剧脸谱反复把玩，下课后更是哼着《京剧脸谱》的旋律久久不肯离去。

在所有我工作过的国家中，南非是我待的时间最短的。时间虽然短，但就像我代表孔院接受央视《朝闻天下》采访时说的那样，“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我们只有在了解当地文化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

在海外的每一天，我时刻都在践行着这句话。

2015-2016：Apa kabar? 印度尼西亚

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并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多么美好的体验，多么神圣的任务！实际上，在印尼当志愿者那一年，已经是我第二次踏上那片土地了，而当上玛琅国立大学中文系教师的我，还是一名硕士在读生，年纪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多少。

即使提前练习了无数遍开场白、即使上课前一天去教室踩点，但依旧遮掩不住我跨进教学楼那一刻的紧张、激动和强装镇定。在学校模拟过无数次上讲台的情景，那一刻终于变成了现实。

在院长的鼓励和其他志愿者老师的帮助下，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践行着课本上教课的步骤，备课时甚至都为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做好了预案。可是印尼学生真的好乖好配合教学，即使面对着我这个新手教师，他们还是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这一年下来竟然没有用上我提前设计的任何突发状况应对方法。

唯一一次失误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竟然对着穆斯林学生说“红烧肉？那是猪肉做的呀！”,不假思索说出口后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及时承认失误并给出解决方法或自己的建议才是正确的态度。

这件事后来被我写进了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案例”总结报告中去，也许从那开始我就埋下了认真观察教学过程、用心搜集案例偏误的种子，直到后面开通公众号并逐渐积累到上百篇文章。

即使后来离开亚洲来到非洲和北美洲，我依旧会时常回忆起自己的第一节课。线上课线下课、一对一小班课，不管面对哪个国家的学生、用什么样的授课形式，我一直记得自己成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那一刻，肩上所承担的使命和心里应坚持的信念。

后记

写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过去五年的记忆是那么鲜活，鲜活到每一帧我都能随时提取出来进行回放。而我这五年，又是新中国70周年来无数国际中文教育这个行业的前辈和同辈的缩影。

疫情影响下的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变化莫测，我们也不得不暂缓派出的步伐。离任四月有余的我依旧挣扎，还在苦苦思索下一步的计划。

记得有一次去医院，墙上那句“为了给后来者更多的参考资料，工作之余多写论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业五年来，每次做总结我都是超级认真，“给下一任志愿者的信”、每周至少一篇教学总结、离开美国前整理好所有教学材料并写好目录……

但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投论文，或许是这五年有种“野蛮生长”的意味，总觉得发表论文离我很远很远。虽然疫情仿佛给世界进程按下了暂停键，但这只“黑天鹅”也让我有幸聆听到了那么多免费大师课，上了这么多节大师课，自己也依稀摸到了一些做学问的门道，钻研学术会成为我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未来的有趣之处正是在于它的不确定性。除了学习写论文，我还要求自己不管什么时候，就像随时可以上战场的士兵那样，给我十分钟准备就能立马开始讲课；我也会和学弟学妹通电话，为他们的试讲提建议，或者与同辈老师一起准备她的孔子学院外方面试。我深知“理论”和“实践”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我的第一个“五年”已经结束了，但在未来的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国际中文教学这个舞台上一定会有我的身影，我也会继续用文字来记录这条路上的点点滴滴，用“真诚”和“专业素质过硬”这两点来武装自己，为中文国际传播添砖加瓦。

过去70年，筚路蓝缕、苦心经营；未来70年，传奇依旧、续写辉煌！